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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城考古的意义

  今天,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良渚文化也为更多人所知。本文研究了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城考古的意义,让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更加立体化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良渚遗址于1936年发现,迄今已经历83年,四代考古人的努力。1959年夏鼐先生命名了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作为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体系得到认可,到今年刚好是良渚文化命名60周年。1986年以来陆续发掘了反山、瑶山、莫角山和汇观山遗址,提出良渚遗址群的概念,2006-2007年良渚古城的确认使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进入都邑考古和全方面考古的新阶段,我们对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认识也更加立体化了。良渚文化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果,意义非凡,大略可归纳为如下八点。

  经过80余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在良渚揭示出一处面积达100平方公里的超大型都邑性遗址——良渚古城遗址,其规模不亚于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的都邑性遗址。古城遗址主要由城址区(包括宫殿区、王陵与贵族墓地、手工业作坊区、内城、外城)、水利系统、郊区聚落三部分组成,占地面积达100平方公里,规模极为宏大。城址区及水利系统均为人工堆筑而成,土石方总量达1005万立方米,工程浩大,无疑是一个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建设过程的庞大系统工程。良渚古城遗址的大考古改表了考古人的观念,使我们对早期都邑的研究视野扩大到一百平方公里的尺度。并通过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勘探和石、玉、林、水、土等各类资源调查,将良渚周边1000平方公里的文化遗址和自然环境纳入整体的研究观察。

  近十年来,在大遗址考古理念的指导下,我们和国际、国内很多科研单位和高校合作,开展多方面的科技考古和多学科合作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使我们对良渚古城遗址的认识日益丰富和生动。我们与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共同成立了“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和“良渚国际考古研究中心”,并组建了包括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地质考古、有机质文物保护、数字考古等多学科人才的考古团队,良渚古城的考古将会进一步地拓展和深化。

  良渚文明所在的环太湖地区是一处具有自身特色的、序列清楚的文化区。自1936年施昕更先生发掘良渚遗址和1959年夏鼐先生命名良渚文化以来,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环太湖地区形成了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年-6000年)-崧泽文化(距今6000年-5300年)-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4300年)-钱山漾文化(距今4300年-4100年)-广富林文化(距今4100年-3800年)的文化发展序列。其中,良渚文化的遗址数量已达上千处,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的遗址各有120余处和160余处,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的遗址则都只有十余处。从社会发展进程来说,马家浜早期属于平等社会,马家浜晚期开始出现等级分化和贫富分化,进入分化社会的阶段,崧泽时期贵族阶层出现,进入阶层社会和初级文明阶段,而良渚时期则正式进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良渚文化的发现和深入研究,无疑是推动环太湖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最重要的动力。

  在陆地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包含多个相互独立的地理单元,距今9000年开始,在这些不同的地理环境下逐步孕育出多个具有不同文化面貌、不同发展谱系的文化区系,如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海岱地区、甘青地区,长江流域的四川盆地、江汉地区、环太湖地区,以及西辽河地区和珠江流域等,形成“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若干文化区为主体,再联系周围许多个区域性文化的一种重瓣花朵式的格局”。距今6000年开始,各区系进入文明化、城市化、复杂化加速发展的新时期,在距今5500年到4000年间,形成了许多强势的文化和区域文明,如较早的庙底沟文化、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稍晚的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汶口文化,更晚的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等。良渚文明是区域文明中的重要代表,其所处的公元前3000年前后,已有多个区域文明或强势文化,如良渚、屈家岭、大汶口、红山、西王村、马家窑等。在探讨某一地区是否进入文明时,需要充分整体把握区域文化的各种内涵,以及区域之间文化的互动和交往。由于文明模式的不同,有些文明在物质表现方面是显性的,有些文明则是隐性的,或者某一文明在一些方面是显性的,另一方面则是隐性的,如果片面地强调某种物质表现,很可能会得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良渚已被不少学者认为已进入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这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估与良渚文化有着密切文化联系的其他区域文化。

  良渚文化是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最高峰。良渚人创造了一套以琮、壁、钺、冠状饰、三叉形器、玉璜、锥形器为代表的玉礼器系统,同时在许多良渚玉器上雕刻有神徽图案,良渚国王和权贵通过一整套标志身份的玉礼器及其背后的礼仪系统,达到对神权的控制,从而完成对王权、军权和财权的垄断。

  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的重要一元,良渚文化尤其是良渚的玉文化对同时期和更晚的龙山时代的周边文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良渚文化对同时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苏北的大汶口文化和广东的石峡文化。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和多处石峡文化遗址中,都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玉器、陶器与本地文化共存。良渚文化的玉石器对稍晚的龙山时代诸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分布范围达到大半个中国,如山西陶寺遗址中的玉琮、“石厨刀”,陕北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的玉钺、玉璧,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玉琮、玉璧,都是良渚玉文化传播的产物。

  二里头、殷墟、三星堆、金沙等许多夏商周时期的遗址中,也都发现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以及良渚文化或长江与黄淮下游地区其他史前文化的玉钺、玉璜等玉器。从鼎、豆、壶等陶器,也可以看到青铜时代及其以后统一的中华文明对良渚文化的吸收和继承。这些发现为我们理解良渚文化的后续发展,以及中华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融合过程,提供了启示。

  一般理解的旧大陆四大古老文明,即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苏美尔文明最早形成,古埃及文明其次,哈拉帕文明再次,中华文明最晚。由于对中文文献不了解,大多数国外学者对中国考古学的进展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在他们的著作中,中华文明的起始时间常常定在殷墟为代表的晚商。

  而良渚古城遗址和良渚文化的深入研究,将有力地改变这一传统观念,良渚文化已进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在中国都邑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文明之间的交往及物质文化的相似程度来看,总体上应将旧大陆的几个文明归纳为以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哈拉帕文明为中心的西亚文明圈,及以良渚文明为代表的东亚文明圈。

  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哈拉帕文明三处文明各具特色但又共享许多文化因素,互相之间也有着密切的文化和贸易往来,它们均以小麦、大麦作为主食,家畜中都有绵羊、山羊、牛、猪、狗等,肉食来源种类丰富,泥砖建筑普遍,有了青铜冶炼技术,宗教、贸易在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东亚地区距今5000年前后的史前文明,如良渚、屈家岭、大汶口、红山等,可称为东亚文明圈。东亚地区以粟、黍和水稻作为主食,家畜以猪、狗为主,土木建筑是主要的建筑形式,玉器是主要的文明载体,贸易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还有待探讨。

  良渚文明是中国距今五千多年最为耀眼和突出的区域文明,同时也是特征鲜明的文明体。通过研究已可初步揭示良渚文明的特点和内涵,可归纳为城市文明、玉器文明、稻作文明、土筑文明、水利文明、原始文字、礼制文明、宗教文明等。

  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等与环太湖流域有着大体相近的文化发展阶段,同步性明显,在文明形成之前都有过近2000年甚至5000余年的文化积淀,最终均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社会复杂化积累到一定层次,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开始出现,又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开始许多文明进入衰退期或转型期。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等与良渚文明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如有着相似的成长历程和地理分布,并同样有着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都具有文明社会所拥有的众多元素:城市、王陵、神化王权等等。可见,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普遍规律,文明的表现上也有大量共同之处。良渚文明是一种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模式,与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明的文明模式大相径庭,而与古埃及的文明模式更接近。良渚文明的确认,提供了早期文明的又一个案例,对良渚文明的深入研究,也有利于丰富世界早期文明理论。

  在各方面的配合和努力下,良渚古城遗址的文物保护也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而不断推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61年良渚遗址被定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反山发掘后,良渚遗址的保护受到了日益广泛的关注,1996年良渚遗址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三次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年以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正式启动,良渚博物院展陈完成更新换代,良渚国家考古公园建设也已大体成型,良渚古城遗址已进入全面展示和利用的新时代。根据最新考古成果,划定了14.3平方公里的包括城址、水利系统和瑶山在内的申遗范围,基于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玉器这四个基本价值要素,归纳出良渚古城遗址符合标准Ⅲ(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和标准Ⅳ(是一种建筑、建筑或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这两条世界文化遗产价值标准,并得到国际古迹理事会的认可,良渚古城成为我国又一处世界遗产。

  尽管学术界对良渚文明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已有了比较高的评价,但作为一个复杂的史前文明,现在还只是揭开了良渚文明的面纱,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化。比如,良渚古城、寺墩、福泉山遗址等遗址的历时性研究和聚落形态资料仍需继续丰富和细化,环太湖地区的文化序列及各个阶段的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仍有待完善,良渚文化向外传播的途径和动因还不甚清楚,良渚时期的玉料等资源的来源及利用情况、手工业发展状况、贸易的发展程度、政治控制模式与国家的疆域、良渚文化之后的文化转化及良渚文明衰落的原因等问题也有待进一步解答,对良渚文明特质、文明模式和理论总结还刚刚起步等等。良渚文化的考古和研究工作仍需更多个80年的探索和更多代考古人的努力。作为国家文物局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课题的核心内容,我们已制定良渚古城遗址和良渚文化相关的详细计划,将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之前内,开展各方面的工作,推动相关研究工作向科学化、国际化、公众化、理论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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